在战犯管理所中，大家叫章微寒的时候，既不叫他的代号 OO 四四，也不喊他的名字，而总是亲切地叫他一声'小木匠'，他也欣然答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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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是因他年龄小而叫他小木匠呢？不是！他的年龄比我还大好几岁，只是他身材矮小，不过矮得均匀，不像有些矮子，头和上身均正常而腿却生得短，他是全身皆短小，所以看上去有点像小孩。最有趣的是，他写的字也像小孩写的一样，据说这是什么'童贞体'。

章微寒是北京战犯管理所中仅有的位上校级军衔的军统浙江省站站长。和他同时于1933年在浙江警官学校正科毕业、后又转入戴笠办的特训班受训的同学，在其他军事机关或部队工作的毛森等早已当上了将军；在警察部门工作的，也有不少是大城市的警察局长了。因他一直在军统中工作，所以晋级很慢，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当了站长，还只是一个上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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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公安部门则一向把军统特务的级别总是提高一级来对待，所以他虽是上校，也还是和国民党的将军们一起作为战犯来改造。还有一说：他是在新中国成立后自首投诚的，虽犯了错误，还是对他有所照顾，所以把他选到北京来。

我和他私交一向很好，所以在北京重逢后，暗地里是无话不谈。他不防范我，我也信得过他。这种交情在改造过程中能长期保持，不因为想表现自己进步而把对方和自己谈的知心话揭露出来，是要有相当情义的。

我早就听说他在浙江解放后去自首报到了，毛人凤在昆明我家住的时候曾痛骂过他。我便问他为什么自首了还要送北京改造？他在回答我的时候，第一次言不由衷地说：'这是不幸中之大幸，如不改造，保证当了右派！'我一听就知道这是冠冕堂皇的话，我不再追问，而是在他问到我的时候，我便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情况和抵触情绪和盘托出。隔了一段时期，他便主动把他自首之后又坐牢的经过，一件一件详细告诉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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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他是担任军统浙江站的副站长，站长毛万里是毛人凤局长的胞弟。1948年，毛万里兼任了浙赣铁路警务处处长，就把站长让给了章微寒。解放军大举向东南进攻时，他估计杭州很难固守，便与毛万里商量，将浙江站迁出杭州，在浙赣铁路沿线的浙江境内选择一适当地点作为站部。毛万里一再安慰他，一旦时局有变化，他的那一节警务处长专用车厢，随时会附加在任何一列开往南昌的火车上来迎接他和全站内勤人员及电台等。老站长的话他信以为真，便等呀等，直到杭州快被包围，老站长专用的那个车厢还没有来接他。正在焦急万分时，杭州解放了。忠厚老实的章微寒并不埋怨老站长失信，反而原谅他，认为是浙赣铁路中段被截断，所以顾不得来接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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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杭州军管会公安部门号召国民党留下未逃的党、政、军、特人员去自首报到时，他认为既已无路可走，只有这唯一生路了，但毕竟不了解共产党对特务的政策，还不敢亲自去尝试，便叫一个部下去试试看。自首报到后居然还能受到表扬，并允为安排工作，当时就让回家，这样他才大胆去试一试。

一位军统的省站站长去自首报到，当然，立刻引起了很大的注意，负责人接见他时，对他慰勉了一番，他也就交代了一些东西。这更加得到了重视。据说为了怕不知道他已自首的干部找他麻烦，特地让他穿上解放军的军服，为公安部门工作。他除找到一些原浙江站的人员和过去在军统中工作过的人，带到公安部门去自首登记外，还对几个不愿去自首而逃回台湾去的尽最大力掩护他们平安离开了杭州。其中除极少一两人逃到了台湾，其余则被沿途军警民兵查出抓了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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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供出是得到他的包庇而逃出去的，公安部门的负责人还没有揭穿他，只在和他谈话时，暗示他今后应忠于自己现在的工作，不能再徇私情去做不利于人民的事。他当时并没有警惕，也不知道许多人已被抓回来了。

逃到台湾的虽只是少数人，他们回去要被怀疑，并受到多方面盘查，基本上是一致说，由于章徽寒很念旧情，帮助他们逃出的。这就给了台湾方面一个极大的重视，认为章肯定是'身在杭州，心在台湾'，机不可失，应当多方面来利用这一大好关系，审建浙江的潜伏工作。因此，一批又一批过去认识章的人，便纷纷奔向杭州而来。

这些人在偷渡时，有的一登岸便被民兵提去，有的在混到大陆不久也被逮捕了。他们供认出的情况，都是去杭州找章微寒，公安部门便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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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不引起对他的特别注意了。

最后有两个没有被查出，混到杭州找到了他。他只是劝这两人赶快回去，表明他的处境，既不能掩护他们，更无意再为军统去冒生命危险了。这两个是奉命而来，不能因章的几句话就回去，便自己去活动，结果一个被发觉而遭到逮捕，另一个便找章请求暂避一下，好找机会逃走。由于那个被捕的供出了章与他们的关系，公安部门便去章家搜查，把那个漏网的抓住了。这样，章微寒也就被'捉将宫里去'交代问题了。

由于他没有具体反共活动，仅仅是重旧情包庇过特务而不去检举，所以需要改造一下他的立场观点，不再'敌我不分'。战犯管理所一成立，他也就被选到北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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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战犯管理所在集中学习和外出到东北等地参观回来不久后，便宣布今后虽以学习为主，同时也要适当进行力所能及的劳动锻炼，除原有的挑饭菜组外，再要增加几个组，可以自由选择和自己研究成立些什么组合。杜聿明便提出成立一个缝纫组，为同学们缝补衣服，曾代理过山东省主席、后任第二绥靖区中将副司令的牟中珩提出成立理发组，这当然更需要。王泽浚和章微寒两人一合计，成立一个木工组，修理床铺桌椅，接着有人提出成立洗涤组、种菜组、补鞋组等，都一一得到管理所的批准。

我带着好奇心问过章微寒，为什么要学木工。他说，年轻时听人说过古代有个叫鲁班的木匠本领很大，什么东西都会做，后来形容没有本领的人在有本领的人面前去逞能，被人讥讽为'班门弄斧'。所以他很羡慕鲁班，也想当一名木匠。

在北京学木匠可不像南方，北京的木匠很少用斧头劈木材，特别是劈大木材，而是用一种叫铆的工具。和斧是一个样的东西，只是柄是装在正面，和斧装在侧面不同，像锄头一样，使用时，是用脚踩住木材，像使用锄头锄地一样猛力锄下，这样一大块木片就能一下锄了起来。如不当心，就会把踩在木材上的脚劈开，这比使用斧子危险很多，但也省力得多。

当他和王泽浚一同初试这种锈子的时候，管理员当中有一位会使用这种工具的，便把着手慢慢地教他们。我看了都有点替他们担心，怕一失手把两只脚掉一块，变成终生残废。

但很快他们就掌握了使用这种工具的方法，居然得心应手。有一天，章微寒叫我试试这家伙，我怕，便连忙摇头说：'我胆子太小，不敢'章门弄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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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去农场进行农业劳动锻炼时，章微寒还是兼做木工活，什么床铺桌椅坏了，都是由他修理。有一天，他得意地告诉我：'这木匠活儿我已能独立操作了，以后出去做什么床儿、桌儿、椅儿时，除了斧儿、锯儿等外，还能使用儿呢！'（杭州人什么东西后面都加一个儿字，如碗儿、筷儿、盆儿、碟儿……)

由于共产党的改造政策中有一条：要把过去不劳而食的剥削者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所以，每个人都希望能学到一门手艺，出去后能'自食其力'。章微寒和许多人一样，万万没有想到，他特赦后送回杭州，会当上浙江省政协委员，不需靠做木匠来维持生活。

岳烛远在军统中也可算是一位老资格了。他是河南人，与戴笠是黄埔六期的同期同学，不过他是学步科，戴是学骑科。

据说岳在黄埔时，也赶过时髦跟随共产党闹过革命，不知后来为什么就不革了，并且还当了专门捕杀共产党的军统骨干。

在抗战前我就认识岳烛远。他在'西安事变'的时候已当上了陕西省站书记。事变中化装逃出西安，后来受到戴笠的重用。原因是他任陕西省站书记时，站长是马志超。这位黄埔一期的老大哥，时运不济，1933年还在戴笠主办的杭州特训班当一名教育副官。戴笠一向对他手下的十来位一期的'学长'是非常重视的。这有两个原因：一是可抬高自己的身价，自己虽是六期的，而有一期同学来帮他工作，这是很少有的，也是值得骄傲的事；二是这些人的社会关系很多，特别是在黄埔学生中有不少人对他们都相当尊重，再饭桶草包，凭他们的学历也就能为戴笠办不少的事。所以，有些失意的一、二、三期黄埔同学，戴笠都是一律收下，尽力安排工作。这位马老大哥虽然有些儿才疏学不深，但招牌还是响当当的。他甘居一名小小教育副官，目的自然是想通过戴笠推荐一下。不久，戴笠便利用他是陕西华阴县人氏的关系委派他为特务处（军统前身）陕西省站站长，这位老大哥干特务工作毕竞有点外行，便派岳烛远去当他的书记负实际责任。

为了打开陕西省站的工作，戴笠便在'校长'面前力保马兼任陕西省会警察局局长（实即西安警察局长），因为一提出是一期毕业的，自然一保就准。

马局长到差后，因一身兼二职，怕一方顾不到出乱子，便决定'合二为一'。陕西省站连无线电台全搬到警察局内，这样就可以兼顾两方面的工作了。

他这一决定，立即遭到书记岳烛远的反对，认为陕西省站是秘密工作指挥部，不能放在公开的特务衙门里，马坚决要'合'。当然，下级得服从上级，岳只好勉强同意。其实岳有自己的打算，巴不得马不来过问站里的事，他可以自由支配一切，比遇事请示强得多。

马志超执意要把这个秘密特务机关搬到警察局内，他认为是万无一失的好主意，无论谁去劝说他，他都表示：'一切都操在我们手中，用不着顾虑这、顾虑那，工作方便就行了。'

天下事，往往会出人意料的。'西安事变'发生时，西北军竟会大批出动，武装包围警察局，大叫要活捉局长马志超！幸好那时马不在局内，也不在自己的家中，而是去赴女友之约。他从温柔乡中得悉事变，仓皇逃出了西安。杨虎城的部下早对这位局长大人恨之入骨，所以，他们在没有抓到马的时候，把马的照片放大挂在城门口，以便核对出城的人。我当时在上海，便听到谣传，马志超被钉死在城门，其实钉在那里的是他的照片。

岳烛远在事变发生时，也是化装逃跑了，没有被活捉，但设在警察局内的无线电台被抄去，所以'西安事变'发生后，戴笠在南京急得跳脚大骂：陕西省站为什么没有电报来？蒋夫人更是不住地询问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蒋的生死下落如何？戴笠都答不上来。这个以搞特务为生的机关连一点消息都得不到，这实在是太丢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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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西安事变'后，马志超受罚，岳烛远受奖，戴笠认为他有先见之明，而且从那以后，公开机关和秘密单位一定要分开，就是因为那一次惨痛教训。

由于戴笠的重视，岳烛远不久便当上了河南省站站长，后来又带过武装特务部队，任别动军纵队指挥等要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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